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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icon 儒家文化的千古风流人物(1):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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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 7 个月 前 #3373 YHZhang
YHZhang 创建在 儒家文化的千古风流人物(1):范仲淹
今天,我们从“梦幻世界”的话题上荡开一笔,聊一点儒家文化。

为什么聊儒家文化呢?上次我们讲了“莫舍己道,勿扰他心”。如今,很多中国人舍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学西方人;而西方人自己的很多传统文化,已经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两百年里舍弃了,迷失在物欲和个人主义中。这都是舍弃了自己的道。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些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就是儒释道。

今晚的题目是:儒家文化的两位圣贤人物--- 范仲淹和王阳明。

1. 圣贤标准:横渠四句

不同宗派,有不同的圣贤定义。
在所有宗派中,佛法对圣者的定义最清晰。佛法的圣者,是从幻觉中真正觉醒的人。从小乘佛法而言,圣者是真正证悟了“人无我”的修行人。从大乘佛法而言,圣者是真正证悟了般若空性,见到了如来藏光明的修行人,也就是登地以上的菩萨。所以,佛教对圣者的定义非常科学,没有任何含糊或者主观随意的成分。
在儒家文化中,圣和贤并称。贤者很多,但能称作圣贤或者圣人的,聊聊无几。在前秦时代,公认的圣人只有两位:孔子和孟子。能称作圣贤的还有三位:孔子的弟子曾子,也就是“大学”的作者;孔子的孙子子思,也就是“中庸”的作者;加上孔子最赞叹的弟子颜回。
南宋时,朱熹编注“四书”:孔子的“论语”,曾子的“大学”,子思的“中庸”,孟子的“孟子”。从元朝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四书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科书。
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就是儒家文化在前秦时代的传承。
秦汉之后,儒家的圣贤更是寥寥无几,也没有一个定论。但真正观察,秦汉之后的两千年间,只有两位风流人物,堪称真正的儒家圣贤。这就是范仲淹和王守仁(王阳明)。
为什么说这两位是儒家圣贤,千年风流人物呢?这就要从圣贤的标准谈起。

王阳明小时候聪明顽皮,禀赋和志向与众不同。十二岁那年,在北京读私塾,有一天,他突然问老师:“什么是第一等事?”老师吃了一惊,回答说:“唯有读书登第。”的确,在那个时代,读书做官,光宗耀祖,这就是人生的头等大事。
但王阳明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他说:“登第恐怕不是第一等事。”老师问:“那你认为什么才是人生的第一等事?”王阳明说:“人生的第一等事是做圣贤。”
老师听了,目瞪口呆,继而哈哈大笑。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听说了,也觉得这孩子异想天开,就笑着劝诫他:“你要是能把嘴皮上的功夫扎扎实实用在学业上,那该多好。”
王阳明不服气,说:“圣贤怎么就做不得?为什么你们要取笑我。”王华说:“那你知道什么叫圣贤吗?”
王阳明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人就是圣贤。”

少年王阳明所说的,就是著名的横渠四句,也就是儒家古圣贤所崇尚的“三不朽”: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出自《左传》)
为天地立心,是“立德”。为生民立命,是“立功”。为往圣继绝学,是“立言”。这三样做到极致,水到渠成,它的结果就是“为万世开太平”。
宋代大儒张载(横渠先生)的横渠四句,是几千年儒家文化的结晶,也就是儒家圣贤的标准。
对照这一标准,我们不难发现,自秦汉往后,儒家文化中称得上圣贤的,只有两位千年风流人物:范仲淹和王阳明。

我们的故事,从范仲淹开始说起。

2. 琴剑少年履霜曲:为天地立心

在上一个千禧年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宋真宗的时代,在前往京城的路上,有许多文人骚客义士游侠,堪称一个精彩的“江湖”。这一年,在这条“江湖”大道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的朱姓少年。他一身清素长袍,除了书,唯有两件东西从不离身:一把剑,一把古琴。
这个默默无闻的少年,琴艺之高,堪称一绝,但生平却只弹奏一曲:一首正气浩然,意境孤傲清逸的“履霜曲”。
他的剑术如何,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几十年后,这个年轻人将会名动天下,成为一代边疆名帅,并培养出了像种世衡和狄青这样名垂青史脍炙人口的一代名将。
这个晨起舞剑一回,夜深人静时则抚琴一曲的琴剑少年,就是后来的龙图阁直学士,主持庆历新政的名相范仲淹。
范仲淹2岁时丧父,跟着母亲改嫁到朱家。继父对他很好,视如己出,因此,少年范仲淹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但他很有志气,为了砥砺自己,虽然家里很富裕,却住在郊外长山上一座古寺里。每天清晨,自己做一锅粥,冻成冻,切成四块,就一点咸菜干,一天的饮食就全在这里。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苦读上,常年如此。
以一个偶然的机缘,范仲淹知道了自己生父为范氏,于是不顾家人的挽留,毅然离家,云游天下,立誓要成就一番事业,再把母亲接回来,恢复祖姓。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期恨即销。”“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这是范仲淹回忆少年时的那段经历而写下的诗句。
云游天下的范仲淹,来到“应天府书院”(又称南京国子监,在河南商丘),在这里住下来,刻苦读书。有件小事,史书上称为“谢食”,可以看出范仲淹当年的定力。
他的一个同窗好友,是南京留守的公子,对范仲淹极其佩服,因为担心他常年以粥冻度日,营养不足,就送了许多美食点心给他。第二天,这位同窗好友来到范仲淹的宿舍,见到那些美食点心一点没有动,范仲淹还是只吃他的粥冻和咸菜干,生气地说:“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个朋友?”范仲淹解释说:“我很感激你的好意。但我已经过惯了粥冻和咸菜干的生活。我担心一旦我习惯了美食,从此会失去心力,被物欲牵着鼻子走。”
范仲淹虽然才学冠绝天下,但一生坎坷,可谓大器晚成。他二十七岁中进士,在他身边一起骑着高头大马在京城“游行”的同科进士中,有比他年轻许多的契友滕宗谅(滕子京)。这让范仲淹感慨万千。
但范仲淹并未从此在仕途上一路青云。他在地方上辗转了十来年时间,期间为母亲服丧三年,直到四十岁才来到皇帝身边,真正登上了朝廷中枢的政治舞台。
历经艰辛才登上政治舞台的范仲淹,却在十年之内,因为正义凛然,接连三次亲手摧毁了自己的仕途。第一次,他得罪的是垂帘听政的皇太后。被贬黜的时候,很多大臣都来送行,赞叹说:“范公此去,很光耀。”第二次,得罪的是权倾天下的宰相吕夷简。被贬黜的时候,只有寥寥数人敢来送行,他们赞叹说:“范公此去,更加光耀。”第三次,得罪的不仅是宰相吕夷简,而且还有皇上本人。离开京城的时候,只有一两人敢来送行,好友尹洙赞叹说:“范公此去,愈加光耀。”
当时,范仲淹已经是快要半百的人。在那个时代,就是半截子入土的人了。所有人都认为他的前途已经结束了。但范仲淹却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他的大半生都履践了那首“履霜曲”所抒发的高尚人格。

3. 大器晚成:为生民立命

在地方上默默无闻的时候,范仲淹也从未气馁过。无论到哪里,他都做得有声有色,体现了卓越的才干。有两个小故事,颇能体现这一点。
有一年,遇上了全国性的大灾荒。当地的大户人家都知道这位范大人自己极为俭朴,却生性喜欢布施。为了自保,他们纷纷表态要节衣缩食,把钱财用来施粥。没想到,这位范大人一反常态,让他们把钱财都用来起高楼,盖房子。同时,把前些年为了节省预算而砍掉的政府工程,都以最高的效率立刻开工。
这个异常的举动,受到了其他言官的指责,但范仲淹不为所动。一年之后,其他州府饿死的人随处可见,唯有范仲淹治理的州府,不仅没有饿死者,市面上还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次政绩,连朝廷都感到了惊讶和好奇。
今天,所有听过哈佛公开课的人都知道,这种应对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经济政策。

另一件事是在范仲淹在泰州的时候。当年的泰州,受到海潮的祸害,百姓苦不聊生。范仲淹上书要求筑堤治水。这是一件几代人都失败了的吃力不讨好的事,没有人看好范仲淹。事实似乎和人们的预期完全一致,刚修了几十米,一次特别大的潮水,就席卷了上百人的性命。大家都说,范仲淹惹怒了龙王。为安定人心,范仲淹请来好友滕子京,一同站在大堤上督工,汹涌的潮水淹没了他们的脚面也不退却。此举果然激励了人心。经过努力,一条壮观的大堤终于出现在沿海一带。直到民国期间和建国之初,这条范公堤还在利益着后人。
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就在五十岁那一年,边疆告急,西夏出了一位不世出的民族英才李元昊,隐隐有超越契丹成为北宋最大忧患的架势。这时候,皇上想起了范仲淹,于是,他被任命为陕西经略使,守卫边疆的兵马大元帅(和韩琦同为副帅,其实乃是独当一面的边疆大帅)。
范仲淹一眼看出,边地军政废弛已久,不堪一战,只能坚守,慢慢再图良机。开始时,韩琦好胜,听不进范仲淹的话,结果中了伏击,吃了大亏,从此对范仲淹极为佩服。
但范仲淹并非一味地保守。他一边整治地方军政,加紧训练队伍,一边让儿子范纯仁(后来也成为一代名相)带领一支游击部队,在两军的接壤地带游走,伺机主动出击,让西夏军队防不胜防。
在大宋军队和西夏军队的交界处,有一大片荒漠地带,适合游牧的西夏人,进退自如,让大宋军队极为头疼。为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范仲淹定下奇策。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他带着一支精锐部队,半夜出发,急行军上百里地。说是偷袭吧,却又不像,因为在出发之前,每人发一个沉甸甸的大包裹。
眼看着天蒙蒙亮了,眼前已经依稀能看到西夏的哨兵营帐,自己一方不仅疲劳不堪,而且在荒原中无险可恃。宋军将士都不知道这位大帅的大包裹里藏的什么葫芦药,心里惴惴不安。这时候,范仲淹却下令就地驻扎。打开大包裹,里面的“宝贝”竟然是黑乎乎的黏土。
范仲淹一声令下,这支部队立刻成了一支“民工建筑大军”。因为事前做了精细的准备,转瞬间,一座坚固的城池在大宋和西夏的交界地带惊艳般横空出世。这座城池,就是宋朝时期的著名要塞“大顺城”,这座一夜间拔地而起的城池直到元军灭掉西夏之前都一直非常重要。
在此期间,范仲淹不仅训练出了一支骁勇的“范家军”,而且培养出了种世衡和狄青这样的一代名将,而他自己的几个儿子也都是有勇有谋的著名将领,只是范纯仁后来成为一代名相,掩盖了他在军事上的才华。这支范家军,一直到北宋灭亡,还活跃在边疆,极具战斗力。我国历史上以姓氏命名的军队寥寥无几,明代有戚继光的戚家军,南宋有岳飞的岳家军和韩世忠的韩家军,但最早的,恐怕还要算是范仲淹的“范家军”。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 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的这首传诵千古的词,就写于那个时期。
平定边疆之后,范仲淹和韩琦又同时入阁,开始了著名的“庆历新政”。庆历新政虽然短,却是宋代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个朝廷班底,并成为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前奏。而范仲淹也终于以一代名相名动天下。

4.岳阳楼上的老人:为往圣绝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庆历新政不幸夭折,范仲淹再次被贬。就是在这个时期,他的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为了安慰同样被贬的好友滕宗谅,他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
那一年,在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洞庭湖上,有位老人在阴雨霏霏,薄暮冥冥之中,登上了岳阳楼,眼前浊浪排空,山岳潜形。而就在昨日,这里还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睹景生情,老人奋笔疾书,而文章的胸襟却与众不同。这就是后来脍炙人口的那些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章传到宋仁宗的耳中,宋仁宗也不禁感动落泪,叹息不已。
这篇“岳阳楼记”虽然很短,却写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崇高的人格精神。

然而,范仲淹的“立言”,却远不止于此。事实上,他的“为往圣继绝学”,更多地是体现在事业上。
早年,为母亲服丧期间,范仲淹曾应宴殊的邀请,担任南京国子监(应天府书院)的教学负责人。在他的治理下,应天府学院一跃为天下四大学院之首,英才云集,求学者络绎不绝。
在范仲淹帮助和鼓励过的读书人中,有一位走投无路的孙秀才。范仲淹器重他的才华,为他解决了生路,并让他安心在书院治学。范仲淹离开书院后,孙秀才也离开了书院,不知所踪。
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在他的弟子中,有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泰山学派”对程朱理学的形成,影响极大。
因范仲淹的一句话而改变了人生的,还有另外一位大儒,即写下横渠四句的张载。范仲淹在陕西守边时,张载还是一名军职人员,曾经给范仲淹上书,提出了十条建议。范仲淹爱惜他的人才,劝他弃武从文。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从此苦读经书,终成一代大儒,并且培养出了像程颢和程颐这样的弟子,成为程朱理学的祖师。
不仅如此,范仲淹每到一个地方为政,在繁重的军政之际,必做两件事:一个是兴办培养圣贤之志的学校;一个是修建真正闻思修行的佛教道场。后来作宰相时,更下令所有的州县一律办学。
当老师的,往往教不了自己的孩子,但范仲淹却是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典范。他一生节俭,节俭到什么程度呢?他的几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只能合穿一件稍微体面一点的长袍。谁要出去会客做事,就谁穿。这样的家风,培养出了像范纯仁这样的名相。
在当宰相时,别人劝他,好歹也修一个小花园,否则实在有点太寒酸了。范仲淹却说:“这些大臣们,个个都有后花园。我是宰相,如果想逛逛花园,我去任何大臣家里,谁会不欢迎呢?”
那省下来的钱用来干什么呢?都用来布施。或是买义田,帮助那些真正贫困的人。或是建学校,修寺院,培养贤才和僧才。在他晚年,他把自己的房子也捐了出去,修建“天平寺”,请来浮山法远禅师做主持。而自己只能租房子住,连葬礼的钱也是孩子们东拼西凑借来的。一朝宰相,就清贫到如此!
古人说,看一个人的德性,看他的后代。范仲淹仁德太厚,他的家族三代为卿相。后世的子孙中,出过很多杰出的人才,最著名的要算是清朝的四朝阁老范文程。范文程是一位像张良,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人物,清军入关的大计,以及清朝初年的建制,都出自他的手笔。毫不夸张地讲,这位范文程帮助大清开启了康熙,雍正,乾隆共计一百三十多年的太平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只是因为满汉之分,史书和民间都有意无意选择了忽略这位开国良相。
1052年,范仲淹病逝于徐州。终年63岁。后世人称范文正公。而他的一生,正气浩然,的确当之无愧“文正公”这三个字。

5.儒家文化的传承

以上蜻蜓点水般聊了一点范仲淹的故事。如果就此打住,便体现不出“慧灯讲坛”的特色。因此,接下来,我们聊一点有着“慧灯讲坛”特色的“独家之言”。这就是:儒家文化的传承,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完美人格。
儒家文化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

前秦时期。这是儒家文化的古典时代。
孔子就像儒家文化源源不断的活水之源,又像一个取之不竭的宝库。他本人的境界,读易“韦编三绝”,“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远远超出了儒学本身。
但出于一种深深的悲悯心,孔子把自己的学问境界掐头去尾,只留下有关今生今世的这一段,对生前身后之事一概避而不谈:“未知生,焉知死”。他唯一苦心弘扬的,是如何塑造世俗生活中的高尚道德和人格精神。
从这一点来说,孟子的确是孔子最好的继承人,是儒家文化的绍圣者。他从孔子的精神财富中抽取出最适合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那一部分精华,也就是儒学的人格精神。在孟子手中,儒学的主流终于塑造成形,成了一种非常容易理解和非常适合传播的“立身之道”--- 既是一个老百姓的立身之道,也是一个帝王将相的立身之道;既是一个个人的立身之道,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立身之道。但不可避免的,孟子也筛掉了孔子最玄奥最灵动的一些精华。
总的来说,在前秦时期,虽然儒学的影响力曾经达到了“天下之士,非儒即墨”的景况,但儒学从来没有一枝独秀过。
此外,在前秦时期,只注重今生今世的儒学,和道教文化相比,还算不上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由于缺少了能够超越短暂一生的精神寄托,儒学虽然以培养圣贤为己任,却始终找不到那种做圣贤的心力和底蕴。这也是为什么儒家文化几千年的历史上,堪称圣贤的人物用一个手的手指头就数得过来。

秦朝焚书坑儒,儒家文化经历了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元气大伤,直到汉朝的前五代都没有恢复。因此,汉朝初年时,主要是道家文化流行。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被武帝采纳,儒家文化第一次独领天下风骚。这是儒家文化的“玄学时代”。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原因:当时,佛法还没有传到东方,儒家文化只能从道家文化中寻找前世和后世的答案,补上孔子刻意掐头去尾的那两段。在儒释道三者中,儒学偏重世俗生活,道家偏重玄学,唯有佛学出世和入世最圆融。因此,董仲舒的儒学传承,带有很浓厚的玄学色彩,被称为“天人感应”派,和孟子的儒学主流不一样。这是其一。
(史书上记载,董仲舒精通易经。他还从“公羊”一书中悟出了天地阴阳之气运行的窍诀。他在江都国为国相的时候,求雨时就关闭阳气释放阴气,止雨时就关闭阴气释放阳气,从来没有失手过。像董仲舒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有关他的史料是非常详实的,祈雨之事不可能是古人的杜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宇宙人生的奥秘还有很多科学无法理解的内容。)
另一个原因: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是为帝王的需要服务的。说白了,就是要赋予帝王一种天赋的神圣色彩。同时,为了让帝王不要太任性,董仲舒根据“公羊传”,集天地灾异说之大成,希望能借助自然灾害这样的“天谴”来吓唬和规劝帝王。
那时候的儒学,只是一种“术”,不是一种真正的“道”。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包括董仲舒自己,大多依附于各地的藩王,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在天地人三者中,人格是依附于天和地的。董仲舒的“儒术”,不是内省的,是向外仰望的。

两汉之后,儒家文化一蹶不振,进入了一个蛰伏期。在三国,魏晋,南北朝的时代,战乱不断,可谓乱世。儒家的理想主义敌不过骨感的现实。因此,道教和佛法这样的隐士生活更深入知识分子的人心。那个时期,最有才华的人,要么去修仙,要么去修行。最典型的,像竹林七贤。据说,竹林七贤的才华,如果用心在世间的事情上,是可以成就帝王事业的。
唐朝延续了这个风气。所以,唐朝时期,诞生了李白这样豪迈的诗仙,也出现了很多方外之人(奇人异士)参与朝政的现象,比较典型的例子,有李世民时期的道士李淳风和袁天罡。民间流传的“推背图”,就是他们的著作。那时候,虽然有了科举考试,但是考试的内容注重策论,而且有不同的科目,既有偏重文学的诗赋,也有律法,算术这样很实用的科目。而考试的经典中,既有“论语”,也有“老子”。所以,这段时期儒学的地位,其实是远远不如道家和佛法的。

直到北宋,儒家文化才真正成熟,而中国的完美的知识分子人格精神,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范仲淹的时代,是儒家文化的黄金时代。
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当时,在一条小路上,有一个道士,倒骑着一头毛驴,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从毛驴山掉了下来,拍手大笑说:“你们这些老百姓有好日子过了,天下从此安定了!”
这个道士就是民间说的“彭祖寿经八百年,不及陈抟一觉眠”的那个陈抟老祖。他当然不是说赵匡胤是个仁义忠厚的皇帝,他是说,赵匡胤为了江山永固而重文轻武,从此,儒家文化真正成熟为一个“道”,形成了独立的人格精神。天下也就有了安定的基石。
这个几乎臻于完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精神,就是张载的“横渠四句”。它最具象征性的人物,就是范仲淹。在范仲淹身后,还有一大批贤士名臣,在朝有韩琦,尹洙,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澈兄弟等人,民间有周敦颐,张载,石介,以及更年轻一点的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同一时期,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道家人物邵康节,他晚年生病时,张载,司马光,程氏兄弟衣不解带陪在身边,朝夕谈论易经象数。
在那个贤人名士人才辈出的年代,范仲淹的人格精神,就像这个金字塔的塔尖,而塔基就是儒释道文化的融会贯通。
当时,禅宗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尤其是知识分子之中。禅宗不立文字,让佛法走出了象牙塔,而它内省观心的禅修特色,也深受知识分子喜爱,对塑造内省独立的知识分子人格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禅宗以及道家的影响,在宋明两代,静坐的风气在知识分子中极为流行,成了儒释道共同的“修行”方式。那些儒学的著名绍胜者,无论是理学的周敦颐,张载,程氏兄弟,朱熹;还是崇尚心学的陆九渊,王阳明;他们都喜欢静坐,在静坐中悟道。
除了佛法,道家文化也对儒家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前面提到的那个道士陈抟,他是阴阳太极图的始祖,但他最著名的学术继承人,却是一代大儒周敦颐。周敦颐最著名的著作,叫“太极图说”。周敦颐和张载是一个时代的人,这两位大儒都是儒释道集大成者。他们共同的弟子便是宋明理学的祖师爷程颢程颐兄弟二人。
这兄弟二人,虽然同为理学的祖师,但是性格很不一样,治学的风格也很不一样。程颢旷达,程颐克己。有一个传说,程氏兄弟一起去赴宴,主人叫了歌女来作陪,那些歌女一来到兄弟二人的身边,就往他们的怀里钻,那个职业手段,躲也躲不掉。程颢非常淡定,对怀里的歌女温存备至。而程颐紧张的不得了,正襟危坐,目光下垂,不敢斜视一眼。
回到家,程颐立刻责怪程颢:“你刚才怎么可以那样子?”程颢惊讶地说:“我吃饭时搂着歌女,可是一出了门,就把她们放下了。你怎么一直到现在,还把她们搂在怀里?”
这个故事极有可能是后人杜撰,因为和佛法中的一个公案实在是太像了。但这个传说很能反映这兄弟俩的性格差异。程颢发展出理学中的心学这一传承,在他的传承中,后来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做陆九渊。而程颐发展出真正的理学传承,他的传承中,出现了一个集理学之大成的重要人物,就是编注“四书”的朱熹。
从程氏兄弟,到朱熹,形成了后来影响最广的宋明理学的传承。而元朝开始,“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这就是后来的“八股文”,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这是儒家文化的宋明理学时代,也是儒家文化的固化时代,可以称作“经典时代”。
在儒家文化的经典时代,幸亏还出现了一朵奇葩,而不至于太过沉闷。这就是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的心学,和陆九渊的心学,虽然都称为“心学”,却没有传承关系。它是“横空出世”的,是王阳明在贵州的原始森林中一个叫做龙场驿站的地方顿悟来的,历史上叫做“龙场悟道”。它的骨子里,其实是佛法的唯识思想。也许还掺杂了一些道家的思想。

总结一下,儒家文化的传承如下:
孔子初创,孟子绍圣。这是前秦的“古典时代”。
董仲舒弘扬“天人感应”,独尊“儒术”。这是儒学的“玄学时代”。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缺乏内省独立的人格精神,儒学沦为“儒术”。
三国,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李唐。道家和佛法流行。儒学沉寂了长达六七百年。虽然奇人异士辈出,但天下并不安定。
北宋中叶,以范仲淹的人格精神为象征,儒释道融会贯通,儒家文化终于成熟,完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精神随着“横渠四句”的问世而臻于完美。这是儒家文化的“黄金时代”。
自程朱之后,理学一支独秀。期间,曾经有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分庭抗礼。这是儒家文化的“经典时代”。儒家文化固化为四书五经这样的几部浓缩的经典,虽然四平八稳,但也失去了活力。
我们从上面的传承中不难看出,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完美的知识分子人格,是儒释道三者融会贯通的一个结晶。三者水乳交融,各司其职,缺一不可。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6.内圣外王:完美的儒家文化人格精神

在儒家文化中,范仲淹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像董仲舒,朱熹,王阳明那样的学术成就,但他身上体现的儒家文化完美的知识分子人格精神,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他之前,儒家文化还没有成熟,更没有臻于完美。在他之后,儒家文化则过于固化,乃至迂腐,失去了灵动的活力。因此,范仲淹的时代,是儒家文化的黄金时代。
这个完美的儒家文化人格精神,展开来,就是“横渠四句”。浓缩起来,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叫做:内圣外王。
但很少有人知道,范仲淹的“内圣外王”,是以禅悟为内圣,以儒家文化的圣贤之道治理天下为外王。
有一件事,后世编写史书的儒生们有意无意避而不谈。这就是,范仲淹不仅是一代儒相,而且还是一位很好的禅宗修行人和虔诚护法的大居士。
范仲淹年轻时曾经问一位相师:“我能不能做宰相?”相师说:“不行!”他又问自己能不能做名医。在那个时候,职业医生的地位是非常低的。相师惊叹他这么提问,就问他:“你为什么前面问的那样高贵,后面问的这么卑微?”范仲淹说:“因为只有宰相和名医才能救人。”相师赞叹说:“你的仁慈心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你是个真正的宰相。”范仲淹后来果然做了“名副其实”的宰相 -- 有副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
当年问相师的话,翻译成散文,就是后来的岳阳楼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这份悲天悯人的心怀背后,是佛法的大慈大悲之心,以及佛法的智悲双运的精神。
范仲淹深信因果,生平最喜欢布施,一生的善行无数。他自己过得极为节俭,省下来的钱几乎都用来布施。在各种布施中,寺院和僧众是他特别注重的一个福田。
少年时,他在长白山的礼泉寺苦读,发现一坛前人埋藏的金子,分文未取。等到机缘成熟,就嘱咐寺院中的僧人取出,重修寺庙。而他晚年,把自己的舍宅布施了修建天平寺,延请浮山法远禅师来做主持,自己却租房子住,过得极为清贫。承此家风,他的儿子范纯仁也特别喜欢布施,后来成为一代名相,以忠厚仁慈和清廉节俭闻名天下。父子俩留下了很多有关布施的小故事,篇幅原因这里就不说了。
在个人的修行上,范仲淹最喜欢参禅。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位师父,一个是琅琊慧觉禅师,一个是当时极为著名的禅宗大德承古禅师。
在《禅林宝训》中,记载了范仲淹和琅琊慧觉禅师的几段禅宗问答录。其中有一段,讲的是,范仲淹曾经问道于琅琊慧觉禅师,禅师留他小住几天,颇加策发,范仲淹于言下有省,回家后给禅师写信,赠师一首偈颂:“连朝共话释疑团,岂谓浮生半日闲;直欲与师闲到老,尽取识性入玄关。”慧觉禅师收到范仲淹的这首偈颂后,很高兴,回赠一偈,道:“威竦边城名以立,化行乡郡日多闲;手提千古文章印,印定西来佛祖关。”
从这一来一回两首偈颂看,当时的范仲淹已是功成名就,他的“言下有省”,应该不是文字上的功夫,而是禅宗所说的“得一个休息处”,即某种境界的证悟,并且得到了慧觉禅师的印证:“印定西来佛祖关”。
宋仁宗景佑四年,范仲淹出守鄱阳,因为仰慕承古禅师的道风,几次前去拜访问道。
承古禅师,有古德之风,年轻时遍参诸方却没能证悟,后来有一天,读到云门禅师的禅宗语录,忽然顿悟,自此韬藏,住在云居弘觉禅师塔所,人称古塔主,是四方共仰的一代尊宿。
当时,正好当地的一座禅院“福院”无人住持,范仲淹就请承古禅师住持。十月初三日那一天,范仲淹亲自率四众弟子,前往芝山迎请禅师。至初九日开堂,范仲淹亲笔写下疏文,并在四众弟子前朗读。疏文中写道:
“伏以:无心为宗,非一毫之可立;有言即病,徒万法之强名。然则:病非医而渴求?宗因师而乃证!古师和尚,净行无垢,孤峰绝攀。法鼓一鸣,有闻皆耸;神珠四照,无隐不彰!群愿斯归,正乘可示;大众瞻仰,即同如来!谨疏。龙图阁侍制,知饶州军州事范仲淹疏。”
读完疏文,范仲淹和四众弟子,肃穆屏息,恭聆法音。禅师先讲了一段关于“第一义”也就是禅宗所说“心的本来面目”的开示,并回答了一些僧人的提问。在大家正在神往的时候,禅师忽然棒喝,说:
“问话且止!直饶问得答得,与道悬殊!大众!似此问话数个舍黎总未有个出家眼目在!若有出家眼目,一万里外,闻有善知识出世,洗耳攒眉,拂袖而去!争肯来这里,五体投地,问个如何若何?仁者!还知么?大众各各自己分上,是个甚么门风?是个甚么体格?直得诸佛仰望不及,天下祖师锁口有分!若能如是明见得,佛之与祖,如同梦幻空华!闻甚深法门,也似风声谷响,自己颖脱独拨犹闲,法界有情齐成正觉,岂不是大丈夫汉!岂不是真出家儿......伏惟珍重。”
这段话的意思,大体就是禅宗不立文字,如果在文字上下功夫,就不是真正的“第一义”。但当机之时,在这段棒喝的背后,禅师自有一番不可思议的法性加持力,这才是开悟的关键,禅宗真正的传承特色。于是,范仲淹等人言下疑滞消除,于佛法倍增信心。--- 明眼人读到这一段,一眼就看出,范仲淹的“言下疑滞消除”,绝非文字上的消疑解惑,而是一种超越文字的禅悟。
范仲淹与古禅师过从甚密,禅师曾经寄偈勉励他:“丈夫各负冲天气,莫认虚名污自身;撒手直须千圣外,纤尘不尽眼中翳。”这是劝他不要为虚名所负累,最终的归宿还是要落在证悟心性上,落在解脱道上。
和范仲淹相善的,还有一位圆悟禅师。他们认识时,圆悟禅师还没有开悟,在某地做一个学僧。范仲淹看出他不是池中之物,便劝他去四方行脚参学,并赠书道:
“观水莫观污水池,污池之水鱼鳖卑;登山莫登迤逦山,迤逦之山草木稀!观水直观沧溟广,登山直登泰山上;所得不少所见高,工夫用尽非徒劳!南方幸有选佛地,好向其中穷妙旨;它年成器整颓纲,不负男儿出家志!大丈夫,休拟议,岂为虚名灭身计;欢谐时分觉无多,却被光阴暗添岁!成都况是繁华国,打住只应华酒窟;吾师自是出家儿,岂随龌龊相埋没!吾师幸有虹霓志,何事踌躇于泥水!君不见,吞舟之鱼不隐污流,合抱之木岂在丹丘;大鹏一展九万里,岂同春岸飞沙鸥!何如急驾千里骥,莫效鹪鹩恋一枝!纵饶讲得千经论,也落禅家第二机!白云长自恋高台,暮罩朝茏不暂开;为慰苍生霖雨望,等闲依旧出山来!又不见,昆山有玉名琼瑶 ,良时未遇居蓬蒿;当时若不离荆楚,争得连城价倍高!”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对圆悟禅师的拳拳深情,对修行悟道的无限神往,对弘法利生的殷切之志,非常感人。而圆悟禅师听了范仲淹的劝告,遍参诸方,卒成大器。圆悟禅师的这段公案,和张载当年受益于范仲淹的那段公案,何其相似!
范仲淹虽然在个人修行上喜欢禅宗,而且史料上说他最初的开悟和“金刚经”有关:“仲淹留心内典,诵《金刚经》辄有冥契!”但范仲淹对细微的善恶因果的取舍极为重视,正合了古德们的话:“见解比虚空还高,因果取舍比粉末还细”;“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
庆历初,他奉命宣抚河东,在旅途中,偶然得到一卷古老的经典,叫做《十六阿罗汉因果识见颂》,是说诸位阿罗汉诵佛说善恶因果的经典。范仲淹如获至宝,极其欢喜,知道这个因果法门是“识心达本”的真正窍诀。于是,亲自作序,流通这个法宝。
在他留给家人的著名的百字家训中,也处处都体现这四个字:善恶因果!这段家训是这样写的:
“妄想莫起,想亦无益,美色莫迷,报应甚速。待人莫刻,一个恕字,作事莫霸,众怒难犯,女色莫溺,汝心安乎,淫书莫看,譬如吃砒,立身莫歪,子孙看样、果报莫疑、眼前悟出。降惊莫损,及早回头,淫念莫萌,怕有报应。暗室莫愧,君子独慎,国法莫玩,政令森严。”
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和文明危机,这些危机的根子,就是民间舍弃了朴素的善恶因果观念。要力挽狂澜,还得从源头上改变,在民间重新树立朴素的善恶因果的观念。惟其如此,才能使民风重归淳朴。当年范仲淹的家训,在今天尤为珍贵。这番苦心,和民国时印光大师特别重视刻印流通宣传因果的小册子,是完全一致的。有趣的是,范仲淹晚年,禅宗和净土兼修,这和印光大师等近代大德的意趣也完全一致。而在北宋时,净土宗还没有受到特别重视,范仲淹在那个时代就有这个见识,尤为难得。(《角虎集》中记载,先生“常修净业,以养圣胎”。)
总之,在弘法和护法方面,范仲淹的一生可谓不遗余力。每到一地为政,他在繁冗的政务之余,一定会大力推行两件事:一个是兴办学校,培养有圣贤之志的读书人;一个是兴修道场,树立真正的闻思修行的法幢。
在那个儒家文化的黄金时代,儒家文化真正成熟为国之重器。而儒家文化之所以终成大器,得益于佛法的滋润。
以“禅悟”为内圣,以“儒家文化”为外王,像范仲淹这样“内圣外王”的名臣大儒,在那个时代还有相当一批人。大家熟知的苏东坡算是一例。而当时的名相韩琦,富弼,文彦博,以及范仲淹的好友藤子京,都是虔诚的佛弟子。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尹洙。
尹洙是范仲淹一生的莫逆之交。和范仲淹一样,尹洙也是一个“内圣外王”的大居士,大修行人,大知识分子。
尹洙精通“春秋”,他的古文一改当时的浮华,对北宋的文风有很大影响,欧阳修的古文功底就是向他求学的。因为正直敢言,他的一生多次被贬官,用外人的眼光看,真的很落魄。但这位性格极为刚直不知道拐弯的人,内心却极为柔和,体现了一个修行人的慈悲和随遇而安。在临终时,尹洙展现了他超尘脱俗的修行境界。史料上说:
范仲淹与起居舍人尹洙(得法于法昭)为莫逆交;洙临终日,先以手书告别,仲淹驰室,恸哭甚,洙张目曰:“已与公别,何用复来?且死生常理,希文岂不晓乎?”言讫端坐而逝。
这就是范仲淹时代的名臣大儒:内圣外王,生死自在;说走就走,何等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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